遇罗文：上山下乡(三)在北大荒的日子
20．置办家业
21．孩子送了人
22．难忘旧情
23．放排去
24．开办电焊条厂
20．置办家业
头一次到偏远的地方去照相，离开家有半个多月，胶卷、相纸都用完了，我们也特别惦念父亲，急忙把工作收了尾，乘长途汽车赶回了诺敏河。
父亲也正望眼欲穿地盼着我们来，一个劲地嗔怪我们没有写封信来。我们解释说，山里通信条件差，十天前发出的信现在未必能收到。
让父亲惊喜的是，我们带回来三百来块钱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就可以买房，有自己的小天地了。
“大姐”的父母——老森夫妇，恰巧此时打算迁回铁岭老家，他们居住的小马架就打算卖掉。马架的规格和姐姐他们的一样，另外还有一间面朝西的仓房；房后的园子很大，有一亩地左右，土质也不错。连同屋里的几件农具，要价130元。
父亲觉得值，就把它买下了。他主要看中了房后的大园子——要是栽满了旱烟，可以栽三千多棵，除了自己抽，还可以卖三百多块钱、
旱烟属于经济作物，比种粮食每亩产值要高出十来倍。社员都愿意在自留地里多种一些。但公社规定每户只能种100棵，知青种多少不限制。
栽种旱烟的收入虽然多，投入的工作量也特别大。旱烟生长得很快，长到一尺多高以后，如果雨水足，不去管它，几天就能长到一人多高。一日让它长疯了，成色、产量就都完了。最好是只留下七八张叶子，其余都要掰掉。要是种三千多棵，那就要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掰尖劈叉，甚至下雨天都得干活、我和弟弟每天要到生产队干活，抽空要外出照相，秋天又不能放弃一年又有的十来天打羊草（这是社员除年终分红以外最大的一笔收入）。侍弄旱烟的活大部分要由父亲承担，他还要为我们做饭，我们真担心他吃不消。可是他却不以为然，表示多大的苦都不在乎，只要心情愉快就行。
有了自己的房子，父亲忙得不可开交，他想尽量营造成一个像样的家。
我和弟弟不能错过农闲期间的挣钱好机会，只休息了两天就到齐齐哈尔去采购照相材料，从那里没回家就直奔阿荣旗一带的农村。
春节的前两天，我们才赶回家。
没进小马架，已经觉出院子增加了不少生气——除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还多了一只小狗。它才几个月大，父亲给它起名叫“犊儿”。我知道父亲最喜欢狗，自从1952年“套狗运动”把他的爱犬“哈利”强行装上了车，整整20年了，1972年，他才又有了机会养一条自已的狗，虽然它只是个普通的“笨狗”。
马架里边，也已经焕然一新——窗纸改成了大块儿的玻璃，里屋的顶棚和四壁，糊上了雪白的纸：老森夫妇留下的12岁的大狸猫，正卧在热炕头呼呼地睡大觉。它那安然的样子，证明已经承认了我们这些新主人。
父亲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把窗下的窝收拾好了，就等着到春天，买来鸡、鸭、鹅喂养。后来他真的养了三只鹅、五只鸭子和二十多只鸡。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鸡蛋和腌鸭蛋、鹅蛋。
春节是农村最重大的节日，反正大家也没事儿可干，有人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工作。进入腊月以后，村里三天两头有人杀猪。
这里有这么个风俗，谁家杀猪，都要请村民们大吃一顿，惯例是猪肉、血肠，烧酒管够。这一顿，少说要吃走四分之一只猪，人缘好的，要搭进半只猪。剩下那半只，浇上水，埋上雪冻在背阴的窗前，猫、狗、小偷都别想偷吃、扛走，只等着过年再吃。
东北人区分猪肉的好坏，以脂肪的厚度来定。一二指（手指宽度）膘算差的，上好的肉是四指膘甚至一巴掌膘。杀猪请人吃的炖肉，都是专拣膘厚的地方，切成两寸见方的方块，有的不带一丝瘦肉，炖成八成熟，蘸酱油、蒜泥吃。不是人人爱吃肥肉，吃瘦的恐怕一头猪也不够。肉块儿切的大小也有讲究，让你夹——块儿准能吃下，夹两块儿又怕吃不了。
血肠可是东北的风味菜。别看做法都是把猪血、板油、作料灌进大肠，跟猪肉一块儿炖熟的，质量可完全不样，好的血肠，切成薄片颤巍巍的，断面光亮，稍稍向里凹进。
等大拨的吃客走了，主人会另把杀猪的主力和知己朋友召集到一起，踏踏实实地吃一顿。这时，上好的血肠才能端出来，炖肉也不再是简单的大肥块儿，而是肥瘦相间的五花儿肉，还配有宽宽的粉条、驰名中外的本地特产“花脸蘑”。这顿酒，要从下午两三点喝到半夜。
离年根更近的几天，家家都要蒸黏豆包。汗古尔河不产小麦，黏豆包是最好的主食。它确实很好吃，更大的优点是便于储存。东北的冬天，是天然的大冰箱，食品放在仓房里不用担心变质。但是有的食品，比如馒头、发糕，存放久了就会发干、开裂，怎么回锅也不如新做的好吃了。黏豆包则不然，无论放多久，重新蒸一下还和刚做的那么好吃。所以家家都要蒸一大缸，从磨黄黏米面、糗豆馅儿到冷冻存放，要忙活好儿天。
我们是新建的家，没有养猪，也还没有完全习惯当地的过年方式，自然省却了这些麻烦。老李家的亲戚和两旁的邻居，看我们不做准备，纷纷送来他们自己制作的年货。父亲从老李家买了20斤猪肉，可惜是患了囊虫病的“豆猪肉”，因为事先预订的，他不好意思反悔，留着炖烂了吃。他又从别人家买了20厅好肉，留着炒菜用。
有了自己的房，来串门的知青越来越多了。
正月过去了，生队沉寂了两个多月的“钟”又被队长敲响了。队长敲完“钟”，又从村东头走到西头，挨家通知：“去永和家开会喽——”
永和家在村子的中心，房子宽敞——里屋是打通的两间，火炕烧得又热，开会常选他家。
这是每年例行的“生产动员会”，标志着从今以后，社员又要下地干活了，结束了自由散漫的日子。其实此时大地还没有解冻，地里农活不多，加上天短，出工也记不上满分。可是公社有规定，某月某日必须进入春耕生产，说不定会来检查。
生产队借着开会的机会，又讨论了新的一年各种人事安排。等队长没什么说的了，我忽然提出，两个因为打架出了人命的人，如今在监狱关押了一年多，两家丧失了主要劳力，都欠生产队不少钱，大家应该努力救他们俩早点儿出狱。
我的话刚一出口，社员们立刻议论起来乱成了一锅粥。听了半天我明白了大家的意思：救本村的人，没有人反对，只是觉得我这是在异想天开。母亲常爱说的一句口头禅——“有枣没枣先打上一竿子”——这时派了用场。大家一听也有道理，况且我答应出头去与旗（县）公安局交涉，众人只管签个名就行。于是再没有了争议，不少人反而表现出少有的热情。我趁机拿出早写好的“请愿书”，治国接过去就到一个个社员面前催着签，嘴里还不住地说：“要签就快点儿，别光耍嘴皮子，救人就得来点儿真格的。快！快！”原本和两家关系不好的、有点儿意见的人，也不好意思不签这个名。
我拿着几十人签名的“请愿书”，找大队、公社分别开了介绍信，又找旗公安局预审科面谈了几次。我强调李、胡两家本来关系很好，从来也没闹过矛盾。老胡打死了老李的弟弟，纯属酒后失手的误伤。现在两家的生活都十分困难，也不想再追究谁的责任了。
同样的意思，设法让人给狱中的老李带信儿，叫他千万别死咬着老胡给他弟弟偿命——公安局既然认为老李是挑唆打架的，如果老胡的罪过大，老李的罪过也就大。
真应了“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”这句话，两个多月以后，这桩案子有了结果——老胡被判刑7年；老李被判刑4年，监外执行。老李能回家，不管是以什么名义，就高兴万分了。农民已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了，在家服刑的犯人，除了不能当队长，待遇和别的社员也没什么区别，不像城里人，还可以用工资、转正、提干、分房等等待遇来限制服刑的。
老李也知道，能得到“监外执行”，算是自己的幸运，全县每年那么多被判刑的，未必有一两个有这运气。他知道这是我的功劳。
老李家办了一个宴会，来庆祝他能回家。吃饭的人很多，我当然成了最受尊敬的贵宾，我有生以来，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多对我的赞美之词，就连我年轻就歇顶，也成了难能可贵的标志——“贵人不顶重发”。
老李本来就很能说，几杯酒下肚更是说得滔滔不绝，频频给我敬酒，拿我当恩人看待，一个劲儿地表示不知道怎么报答我才好。
我向来不能喝酒，喝几口就会面红耳赤，再多就该恶心呕吐了。东北人又极喜欢劝酒，不喝就是不给面，双方都醉得不省人事才算以诚相待。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，我只好轻轻抿一下，但架不住时间长、次数多，也渐渐感觉头昏脑涨，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我家的遭遇，脱口而出：“大姐夫，现在不用报答，等我坐了班房，你们也帮帮我就行了。”
喝酒时间长了，正愁找不着新话题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一屋子的人都嗔怪我说话不吉利，太爱开玩笑。老李更是装做生气的样了责怪我：“大兄弟，这是说哪儿的话！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将来前程不可限量，可不兴说作践自己的话。”
从此，我们和老李家关系非同一般。老李家族的人，把我们都当做亲人一样。老李这个“干姐夫”，真是比亲姐夫还更关心我们，当地人的一切生产、生活的窍门，他都无保留地教给我们；对我父亲关怀备全，体贴入微，有了他，我们再出门就不会有后顾之忧。
开春不久，我们小队的会计被抽调到大队去当会计，经知青和许多社员的提名，让我补了这个缺。生产队的会计工作很简单，加、减、乘、除熟练就行，况且父亲在专业知识上还能给予指点，所以我干起来不费劲儿，工分却多挣不少。
谁接手一件新的工作，都想努力把它干好。我当然也不例外，特别想证明一下：因为我当了会计，马上就能给生产队带来明显的好处。
翻看一两年前的账本，发现许多公社干部都欠着生产队的钱。原来公社每年年终都规定，某小队今年给某几个干部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，明年再给另外几个干部送去相似的东西。送的东西主要是该生产队的特产，我队种大芸豆比较多，就让送大芸豆，也有的队让送土豆、粉条的。名义上不叫“送”，说是干部们花钱买，实际上没见谁给过钱，全都欠着。我问队长，为什么不去要？他说：“都是管着咱们的，有的还是前几把手，谁敢去要？”
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”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对于涉世不深的我来说，还看不惯这种明吃暗要的腐败现象，决心把十来笔欠款要回来。
公社一把手和治国一起被关押过，两人关系不错，我让治国去找他要。如果一把手的账还清了，其余干部的欠债就不难追回。同时，我去公社也很主要的负责人老权家要账。
老权全家和我关系都不错，我们认识是因为盖公社医院，住宿的木匠都在他家吃、住。老权子女多，老婆体弱多病又没有.工作，生活比较困难，所以才揽下这么个活。几个月的相处，老权的儿子又整天和我在一起干活，自然就建立了友谊。医院盖完以后，我们还经常走动，以至有些知青误以为我是小权的师傅。
要账工作却很不顺利。治国回来沮丧地说，“一把手”向他诉了半天苦，最后说：“治国，如果你回去不好交差，我给你写份检查带回去。”治国认为检查也当不了钱，所以就没让他写。
我也碰了一个软钉子。老权客客气气地答应我，等钱凑齐了就给我送去。可是他们一家人诧异的眼光，分明告诉我：“后悔交了个不通情理的白眼狼。”也难怪人家会这么想——几天前，“大姐夫”的妹夫被人打破了头，半夜我送他到公社医院住进公社的招待所，在招待所当服务员的老权的大女儿，特意回家做了一锅饭菜给我们送来。我还没来得及感谢，反而给人家送去了账单！
两次碰壁使我彻底打消了要账的念头——即使从一些小干部那里要来一点儿钱，人家说不定怎么骂我们欺软怕硬呢。
生活安顿了，我急忙给还留在北京的菁菁写信，让她快点儿来。为了怕她以为这里也像陕北那么苦，我不厌其烦地讲了这里怎么富裕。
过了很长时间，写了好几封信，她终于来了。
没有女人的家，总让人感觉缺少点儿什么，有了菁菁，小马架就更像个地地道道的家了；村里女人来串门，也不显得那么尴尬。
这年（1972年）年底，生产队分完了红，我就彻底没事儿了。前些天弟弟回北京看母亲，我一个人不便出去照相，打算去山里的太平庄换些麦子，拉回些晒烟用的木料，多买些榛子留着过年吃。我和弟弟都非常爱吃榛子，父亲其至认为它是天下最好吃的零食。
太平庄离诺敏河一百八十多里，多一半儿是山路。一年前，我和弟弟去那里照相，投奔的是一个浙江知青点儿。我俩在那里住了好几天，和十几个知青交上了好朋友，他们都拿出从家带来的好吃的款待我们，直到我们走，都有点儿依依不舍。让我们最难忘的是，每天晚上讲恐怖的故事。他们之中，有很能讲的，我和弟弟也不示弱。有时候我们一边冲洗相片一边讲，往往要讲到半夜，吓得女生都不敢自己回宿舍。临走，他们说，太平庄就出椽子（粗木材已经采不到了）、榛子、麦子，如果我们需要，只要提前说一声，他们就给准备好。当然，麦子需要拿粗粮换，榛子需要花钱买，椽子可以由他们采伐，不用花钱。
如果天不亮就出发，稍微走快点儿的话，天刚黑就能到。我从来没正式赶过大车，更没走过山路，平时顶多套上一匹老马，去草甸子上拉点儿羊草、柴禾。煞车也是跟大姐夫新学的，刚知道怎么捆“猪蹄扣”。
出发那天早上，天还没有一点儿放亮的意思，大姐夫就到小马架来催我起程，又到马棚帮我套好了车。知道我不会赶车，也拉不了太多的东西，只套上了两匹马——一匹有劲儿的“黑鬃马”驾辕，一匹老实的“青花马”拉里套。他本来想用两匹老实马，又怕我天黑前赶不到地方。
这匹黑鬃马脾气有点儿暴烈，最不容忍人对着它骂骂咧咧和啐唾沫，如果这样做了，它会高高地扬起前蹄向人刨去；离得远，够不着，它也会气得跺蹄子，记恨骂它的人。大姐夫嘱附我，路上千万不要轻易打它。
我的装束笨得像狗熊——严实的狗皮帽子，快到脚面的羊皮大衣，连指的皮手闷子，梆硬的“毡疙瘩”（毡靴）。大姐夫说，路远，必须这么防寒，否则容易冻伤。
还是当地人有经验。尽管我认为保暖的装束已经到家了，还是很快就被凌晨的寒风打透了——才走出十多里，手脚就冻得生疼。我连忙跳下车，在压实的雪地上小跑起来。
前几十里是平原，走得很顺利。一进入山区出了点儿意外——往山下走的时候，黑鬃马不习惯车推着它，突然惊了，顺着山路狂跑起来。我正在地上跟着走，很快就被远远地甩在后面，连马车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我沿着公路走出好几里，陆续拣到了由车上掉下来的鞍子、草料口袋、大绳。我扛上这些东西又走出很远，发现马车卡在路边的排水沟里，车辕顶在了地上，马拉不动，只好停下。
我重新套好了马，连推带使劲吆喝着，把车又赶到路上，此时我早已是大汗淋漓，这才知道，每逢下坡，要拽住缰绳，不能让它们走快。果然一路上再也没有惊车。天将黑的时候，我到达了太平庄。
可能是为了省钱，知青点儿的好几个同学都没有回浙江探亲，他们就准备在这里过年了。有两个同学——小平、幼良要回浙江，得知我要来，特意等着和我一起走，计划在诺敏河住两天再回家去。
第二天，换好300斤麦子，买了100斤榛子，又往车上装了三十多根拳头粗细的椽子，足足有一人高。我用刚学来不久的知识，仔细地用大绳把货物煞好。为了防止下坡拉不住黑鬃马，我们给大车装了一个刹车用的“闸”。
第三天还是那时侯，我们三个顶着星星就上路了。
马的智商非常高，也十分可爱。才两天，因为总是我在照料它们，黑鬃马已经会向我点头表示友好了，回来的路上也十分听话。
幼良看我赶车很轻松，也想试一试。刚把鞭子拿到手不久，黑鬃马义惊得跑起来了。幸亏我们仨都没坐在高高的车上，不至于发生摔下来或翻车压住的危险。可是马就悬了——现在不像来时的空车，它的重心已经高了许多，遇到不平的路面非常容易翻车，一千多斤的木料要是压在黑鬃马的身上，后果简直难以想象。我们越落越远，只能干着急，听天由命！
虽然无能为力，我们还是竭力追赶着，一个个都已经上气接下气，不知道会有作么惨状在等着我们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，有人向我们招手，呼喊着什么。等走近了才看见，他们已经把马拉住。原来黑鬃马跑上了坡以后，累得没了力气，速度慢下来了。对面赶车的农民看见我们的车上没有人，知道这是惊了马的车，急忙替我们把马拉住，等着我们来找。
经过这次波折，幼良再也不敢赶车，我们也都谨小慎微起来。直到走完了山路，进入平原，我们的心才放下来，这时马也累得没了精神，想让它惊，它也惊不起来了。
重车比不上轻车走得那么快，进入平原离家还有五六十里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太阳很快就隐落到远处山峦的背后，村落的上空，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炊烟。走近村庄，能闻到柴草的烟香，路上人已经不多，孩子们都被叫回了家，偶尔能看见几个干活的男人，也都是急匆匆赶回家去吃饭。女人有的高声喊着“咯——咯咯咯咯”呼唤自己的猪回圈；也有的“鸭鸭鸭”地叫着自己家的鸭子、鹅。
平原的村庄距离三四里一个，走过几个村子天已经大黑了。虽然没有路灯，四周的白雪和天上的星光足够用了，况且马的夜视能力极好，又能自己寻找到家的方向。我们甚至能一起坐在车上，轻松地休息休息。
大约十点多钟，我们终于到了家。父亲、菁菁和大姐夫都在焦急地等着我回来。菁菁说，后悔没和我一起去，害得她两晚上都没睡好觉。大姐夫也说，我刚一走，他就后悔给我套的马是暴烈的黑鬃马，应该找个老实点儿的，让他也提心吊胆了三天。父亲对路上的风险和车马的事本来一无所知，受了他们感染，也担起心来，看到我平安地回来，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急忙给我们张罗饭菜。
小平、幼良住了两天，我赶车送他们去四十里外的拉哈儿火车站。这次，我俨然是个成熟的车把式了。
21．孩子送了人
菁菁是1972年末到的诺敏河，还没有进入夏季，我们忽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，告诉我们：她母亲病危，正在医院抢救。
菁菁的家庭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，她回去照顾母亲，责无旁贷。什么病，严重到什么程度，我们一概不知道。焦急的她连夜乘火车回北京去了。我答应她随后就到，但是必须先去挣一笔钱，我知道这时候最需要钱，而手头一点儿都没有。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岳母患的是脑溢血，一天昏倒在街上，被“人民照相馆”的一名职工送进了医院。幸好她兜里有女儿寄来的信，医院才知道了我们的地址。菁菁赶去的时候，她已经在观察室昏迷着躺了7天（因为没有人付款，不能安排住院），嘴里还塞着7天前呕吐的东西。
岳母那时正在荀慧生（京剧四大名旦之一）家当保姆，那天出去买菜就再没有回来，荀家也非常奇怪。从菁菁那里知道岳母躺在了医院，出面帮助，这才住进了真正的病房。
十几天以后，岳母才苏醒过来，但是失去了任何记忆，除了左手，四肢全不能动。又过了十几天，可以认识最常见的人了，表达的方式就是哭，没有语言的表达能力。
对于这种病，医院没有任何办法。过了危险期，为了省钱，菁菁把她接回了家。这时，我也从东北赶回来，还带来二三百块钱，如果省着花，够生活好几个月的了。
菁菁家在前门大街肉市胡同，是一个只有三间半房子的很小的院子。院里共住了两家，菁菁家只有十平米的一间。
文革前这个院子都是她家的，还住着她的舅舅和大姨。文革初，因为早已去世的姨夫是地主出身，大姨因此被撵回农村，没多久吓得精神失常投井而死；1970年前后，舅舅因为从学校毕业就有病没参加过工作，算是“无业游民”，撵到远离繁华地段的小胡同的一间小房里去住。腾空的房，搬来一家外贸公司的干部。
舅舅没参加工作原因很简单，上中学就得了肺结核，毕业以后哪个单位都不要他，自己也试着做几天临时工，无奈力不从心。
幸亏菁菁家占的房子少，人口又简单，就还给她们保留了自己的住房。假如真要撵她们娘儿俩走，还难为了街道——到哪儿找这么小的房子去？
我和菁菁虽然没登记，早已是事实的夫妻关系。但是她不希望公开这种关系，理由是，已婚的知青就不能把户口调回北京了。
其实，无论未婚、已婚，调回北京的希望都非常渺茫，更没有什么文件规定已婚的知青就不能回北京。但是，人们就是爱在自己幻想的希望中生活，谁也不肯轻易承认无情的现实，所以都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到北京。万一有了那样的机会，只要不是全部回来，按照惯例，就要找你的不是。虽说结婚不是犯错误，可是总没有坚持晚婚的人那么理直气壮。
我十分不习惯过这种偷偷摸摸的夫妻生活——白天呆在她家，晚上回到母亲那里，想亲热一下都得等邻居全家走了以后，关好了街门……既然还没有人剥夺我们的“结婚权”，何必自己治自己呢？转念又一想，菁菁有她的选择权，如果我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人家会说：“你们家的人回北京是没希望了，怎么能妨碍别人回北京呢，这样做岂不太自私了？”所以我只好由着她。
屋漏偏逢倾盆雨，船破竟遇顶头风——菁菁怀孕的身体越来越显形了。年初，她到东北不久以后怀上的。发现了，她很不高兴，让我带她去齐齐哈尔做流产手术。不料大夫检查完却说，已经怀孕三个月了，手术有危险，不给做。至今，足足又过了三个月。
好在她的身形不是太笨，穿肥大、厚实一点儿的衣服还能掩人耳目。可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，这么穿戴常引起好事的老太太们不怀好意的眼光。
有一天，我带她去妇产医院做检查，顺便到治国家看望他母亲——赵伯母。
菁菁向她说了当前的难处，热情、爽快的赵伯母马上说：“这有什么？你们娘儿搬到我这儿来住，我还能协助罗文照顾病人、伺候月子，等孩子生完了，你们愿意回去再回去，”
赵伯母住两间打通的东房，院子里其余房间住的是人口挺多的一家人。按理说赵伯母和四个子女五口人才两间房，实在不算宽敞，怎么倒能又收留我们三口？原来她的四个孩子全不在身边——老大治民在劳改队服刑，其余三个孩子都是插队，只有最小的儿子分配在北京远郊区，每星期能回家住一天。
文革前，赵伯母是个会计，文革初全家被撵到农村，自然就丢掉了工作。农村不欢迎这些“残渣余孽”，又把他们撵回来，两三年以后，才分配她当个售货员，每月三十多块工资。这点儿工资她还要省出多一半儿，给大儿子寄食品，援助女儿和小儿子。自己想方设法地节俭——没见她给自己买过衣服，晚饭经常是从食堂带来的馒头就着黄瓜蘸黄酱吃。她常感概地说：“当妈的就是欠儿女的。”她把儿女看得比自己重要得多。
赵伯母把我也看做她自己的孩子似的，我们住在她家，比在自已家还随使、踏实。她一点儿也没有家长作风。
岳母刚从医院回家的时候，荀慧生的女儿荀令来为我们请来一位有名的针灸大夫到家治疗，效果不错。大夫知道，我们这种贫困的家庭是请不起他的，就在每次扎针的时候，有意识地教教我，以便日后他不来了也能继续治。住到赵伯母家以前，就开始由我针灸治疗了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两个月以后，岳母偻的双腿已经渐渐伸直，左手的力气也大了许多，甚至可以扶着东西站起来了。这时候，菁菁也要临产了。
菁菁没有北京的户口，住院也是个问题。各个医院的病床都紧张极了，除非急诊或疑难病症（有相应转院证明），外地户口想住院简直没门儿，何况我们还想住进首屈一指的“妇产医院”！如果耗到眼看要生下来，当急诊送到医院，也是个办法，但是来不及做各种检查，增加了危险。
赵伯母安慰我们说：“没有过不去的‘火焰山’，我去试试看。”她特意穿上一件干净的工作服，因为上面赫然印着“东四人民市场”六个字——这是块令人羡慕的招牌。
在东北有句顺口溜：“听诊器，方向盘，大马勺，售货员。”这是老百姓最羡慕的四种职业，也是当时物资奇缺、民不聊生的环境下，最能得到实惠的上作。摊上这类工作，连亲戚朋友都能沾光。北京人虽然没有这么直白，心里未必不这么想、不这么做。我们插队的个同学的妹妹是一个小副食店的售货员，好多同学都到她那里买芝麻酱，为的是不往购货本上记录，能多买一些。
“东四人民市场”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商场之一，能沾光的“好处”就不仅仅是芝麻酱这种小意思了。比如“高压锅”，是种新鲜东西，数量也没有保障，还一时无法凭票供应，往往是货来了，谁赶上就卖给谁。即使凭票供应的，也有好坏之分，好的来了，一抢而光，没赶上的认倒霉。有关系的，可以让售货员先买下来存着，知道消息再去取。身上带着“东四人民市场”的字号，地位不亚于“协和医院”的大夫，走到哪儿都被人看重——大夫可没办法老随身带着字号。
不一会儿，赵伯母笑容满面地回来了，说马上就可以住院。
几天以后，菁著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母亲、赵伯母、荀令来这几个知道消息的人都去医院祝贺，买了许多营养品。我连忙熬好了鸡汤，给她送去。许多亲戚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她怀孕的事，所以看望她的人并不是太多。
我们都为她母子平安高兴，只有她自己整天闷闷不乐——发愁孩子怎么养。
要是我的打算，这事很好解决——我们四口人都去东北，保准日子会过得不错——姐姐和治国带着孩子，不是过得很好么。
菁菁却不这么想。她坚决不去东北，理由是岳母没离开过北京，现在又得了病，到农村还不要了她的命？我却认为是菁菁想留在北京，她有个重病的母亲，成了特殊困难户，户口办回北京是有希望了，但前提是不能有孩子——还得装做未婚。所以她问我能不能把孩子带到东北。
我告诉她，我自己带孩子是不可能的——为了养活她和岳母，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去挣钱，孩子由谁来带？农村没有牛奶，小孩儿经常得病，稍一耽误就会要了他的命。
“有的知青的孩子，就是由北京的爷爷奶奶带大的。”她暗示我让我的母亲来养活。
“我母亲还在上班，怎么看孩子？况且我的母亲最不会带孩子，我们小时候个个不是她带大的。更主要的，我决不想再给她添任何麻烦，我们已经给父母带来够多的痛苦了：哪怕我不要这个孩子，也不愿他们再受苦恼。”
我还是听凭菁菁的决定，无论是把孩子送人，还是我们一起到东北过真真正正的家庭生活，都不想干预她。
可以商量的人不多。赵伯母私下对我说：“孩子怎么能不要？他是你们遇家传宗接代的大孙子！再说，夫妻俩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东北农村，能过长么？”
我家人不讲“血统论”，母亲并不考虑传宗接代，只是说：“你们的事儿，家长不便多干涉。我只能提个建议，你们要是还想正儿八经过日子，就回东北去。”
菁菁去求荀令来帮忙，她说：“这个忙儿我能帮，保证把孩子给一个不错的人家，只是你们别后悔。罗文真的同意吗？”她看我点头了，才放了心。
菁菁要出院的那天，令来告诉我们，孩了给了一个军人，是个汽车司机，生活条件很富裕。她还拿出一百块钱来，说是人家给产妇的营养补助。菁菁哭了，死活不接那钱，令来硬是把它塞进菁菁的口袋。
回到赵伯母家，好多天的心情都不好，赵伯母想方设法地打岔、开玩笑，说些让人高兴的事来分散她的忧郁。我也带她出去散心，害她得了场重感冒。
出了月子，我们才告别了赵伯母，又回到肉市胡同。
人最怕得脑子的病，往往会有非常的举动。我和菁菁稍显亲热，岳母就非常不满意，来了亲戚她会用肢体语言进行“告状”，让人猜测我们定有了什么过分的举动，常常让我们感到无地自容。但是无法和她一般见识，谁让我们只有这么小的活动空间！况且我们也都知道，她得这种病，简直对她是最大的磨难——岳母健康的时候，最讲究卫生，说她有洁癖都不为过。她以前见到半身不遂的人，见他们连自身的卫生都无法保证，不止一次地说：“我要是得了这病，真不如死了。”等她真得了这病，卫生还是想讲，却非常怕死；以前特别注意仪表，喜炊打扮，现在却呲牙咧嘴，顾不上发型，所以十分苦恼，惟恐我们认为她是个累赘。
为了让她能高兴，我把一把普通的木椅，钉上扶手和童车的轮子，推着她到广场去散心。岳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过去没病的时候也不爱憋在家里，现在能来到街上，高兴异常，像小孩儿一样傻笑。她的怪模样和别具一格而寒酸的轮椅，招来许多行人好奇的目光。我不在乎这一切，只要菁菁能感到欣慰就行。
我们去了几次以后，有一天菁菁问我有什么感受，我说：“在别人眼里，一定像个傻柱子推个疯老太太。”她立刻动情地把我抱住了。
我认为这就够了，我已经得到了回报。
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她们娘儿俩都有了好心情。
这时候我该回东北了——我必须挣出她们在北京的生活费。
22．难忘旧情
夏季的一个早晨，我和弟弟刚起床，不约而同地告诉父亲，夜里梦见了二姨父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说明你们很重感情，这是为人最要紧的品质。”
我小的时候，和二姨父关系最好，直到二姨去世，小霞表妹去了东北农场，我还时常去看望孤身一人的他。如果几天没见面，还非常想念他。文革时，他显然被划成“阶级敌人”，又失去了老伴儿，依然改不了幽默的性格，时不时说几句笑话。我每次去他家，准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大米饭、爆羊肉。
姨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拉京胡，最喜欢的亨受是去澡堂“泡澡”。
所谓“泡澡”不同于一般的洗澡，过程是这样：去之前要买些糕点；进澡堂（公共浴池）要在很热的池子里泡很长时间，直到全身的皮肤被烫得通红；然后回到大厅里自己的小床（两人一组，中间有个小桌，组与组之间有很矮的木板墙隔开）美美睡一大觉；醒来叫服务员沏壶茶，慢慢品尝带来的糕点；吃饱喝足了，再去冲个淋浴，然后才能回家。整个过程要用大半天时间——地地道道的消磨时间。
二姨父邀请我去了一次，作为小孩，除了对糕点有兴趣以外，对其他项目毫无兴趣。后来想起来，觉得也不够卫生。
1967年以后，我忙着办报纸、去外地，和哥哥他们忙这忙那，很少去姨父家了。倒是弟弟经常去，让姨父教拉二胡。以后弟弟也和姨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。弟弟临去陕北插队，姨父还送了一条格言——“闷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他人”。
可惜这难得的感情因为一件小事被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姐姐在“闯关东”临走前，苦于没有路费，去姨父那里借。姨父可能心情正不好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你们遇家的孩子就是让大人不省心，简直就是个无底洞。”
人越在窘迫的情况下，越容易有极强的自尊心。姐姐听姨父这么一说，钱也不借了，扭头就回了家。在东北我们见了面，她把这个不愉快告诉了我们。虽然我和弟弟没有把姨父想得那么坏，可是惟恐姨父真的把我们都看成了累赘，自然不好意思主动去和他联系。
时间是最好的磨合剂。两年后，我和弟弟终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。想不到，这时正是他去世的前后。几个月以后，弟弟回了趟北京，才打听到姨父去世的经过。
自从我们和姨父断了联系，苦闷、孤独的他鬼使神差般地又匆匆找了一位农村户口的老伴儿。没想到老太太自打结婚以后，没和姨父过过几天夫妻生活，只是到姨父发工资的时候来取生活费。姨父发现原来自己找了一个前世的债主、现世的冤家。向老太太挑明了这层关系，老太太更是直言不讳——“要不是为了养活我那几个儿女，我才不嫁给你这个反革命呢，你娶了我就得给钱！想离婚？没门儿！”
姨父气得没法儿，去农村求老太太答应离婚，老太太和一帮儿女竟将他推出门外。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掏出早已准备好的“敌敌畏”，威胁老太太，再不答应就死在她面前。这最后的杀手锏也没能唤起老太太的恻隐之心，姨父就真的喝了“敌敌畏”死在了那里。
那年头，死了个“反革命”，是件“大快人心”的事，谁敢来表示同情，何况还是属于“自绝于人民”的自杀？
一生清贫简朴、胆小怕事的二姨、姨父，终于到阴间团聚去了。生前脾气、爱好处处相同的一对恩爱大妻，想不到连死的方式都那么相似。
一连好几天，我和弟弟摆脱不了想念姨父的念头，父亲开导我们说：“离得远的亲戚你们想也没有用，不如多关心近的。咱们现在有点儿钱了，可是听说你姐姐他们很困难，你们应该帮帮他们。”
姐姐和治国最近买了外村的一所房子，因为离我们七小队远了，他们又买了一辆新自行车。小马架售出的钱，远远不够这笔开支，所以他们的日子一下了就紧了起来。
姐姐他们买的房子里，刚刚杀死过人，位置又很偏僻——把着村子的头，离最近的住户也有五十多米。如果不是因为它偏僻，还不会在那屋发生那场凶杀案。
房子原来的主人姓杨，一家4口人——老爷子、儿子、儿媳和不满周岁的孙子。儿子因为天生耳朵有点儿聋，家境不很好，找了一个外地的“盲流”来“拉帮套”——相当于儿媳有两个丈夫，“拉帮套”的全部收入要归这个家。这种奇异的家庭虽然并不普遍，但是也不难见到，有的甚至维持了好多年。
时间一长，“盲流”已经不满足充当“拉帮套”的角色，和“儿媳妇”商量好出逃的计划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，“聋子”去山里拉柴禾，两三天回不来，两人认为时机已到。半夜，老爷子打牌回来，在北炕倒头便睡，不一会儿就鼾声大做。
“盲流”抄起事先备好的洋镐，一下子把老爷脑袋砸碎，血和脑浆流了一炕。又把小孩儿用电电死。惟恐小孩还能活，把尸首泡在酸菜缸里面。然后带着“儿媳妇”连夜出了村。
二人走出十几里，到了“儿媳妇”的娘家，他们决定先歇歇脚，等天亮了再去火车站，然后远走高飞。
“儿媳妇”的娘家人发现了二人神色不对劲儿，等“盲流”睡着了就逼问她，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一家人明白此事非同小可，她再跟着他就无法摆脱帮凶的角色，惟一的出路是尽快自首。
“儿媳妇”的哥哥恰好是村里的民兵队长，立即找来几个民兵把“盲流”抓了起来，声明自己的妹妹是被“盲流”绑架，检举了杀人犯。天亮以后把他们送到了旗公安局。
事发两三天以后，公安局的人到杀人现场取证，“聋子”还没回家，两个尸首还在原地，村里的人还不知道这家出了事，可见这所房子有多偏僻。
后来“聋子”还决定要他老婆，他知道自己有缺陷，今后再重新找老婆也难。又四处托人，终于让公安局把老婆放了出来，继续和他过日子。但是这所房子死活不再要了。
姐姐他们搬来住的时候，北炕还是血迹斑斑。我们特意把北炕刨掉，姐姐后来用纸糊了一道隔断墙，把那里间壁成一个储藏室。
每次我来到姐姐家串门，如果她家里没有人，我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。尤其是天将擦黑的时候，四周再刮起小风，我马上会想起“阴风四起”这句话。后来我带治国外出照相，一走就是十几天，只有姐姐一人在家，我真佩服她的胆量。
姐姐他们除了看中了这房子便宜，更看中了房子四周将近三亩地的园子和上面的十几棵果树。有了这么大的园子，他们即使不去生产队干活也闲不着，收入也相当可观；十几棵果树是海棠和沙果，存到冬天做成糖葫芦去卖，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勤快的人没有怕钱多的。这么大的园子，基本是姐姐一个人侍弄，以便治国能去生产队挣工分。她种了一万五千棵早烟，一千多棵向日葵。每次我去看姐姐，她准是在地里弯着腰掰烟叉。我和她一块儿干了一会儿，一人掰两条，她能远远把我落在后边。因为干这活儿直不起腰，我干时间稍长就会觉得腰酸，她却是一天一天地这么干，有时候还得背着孩子。
冬天，场院里的活一结束，生产队大宗的活就没有了，治国住得远，索性就不到队里来了。别看他不来队里，他和姐姐两口子可闲不住——姐姐在家蘸冰糖葫芦、冻冰棍儿，治国用自行车驮个竹篮，拿到远处的村子去卖；他们种的葵花子，也是炒熟了驮到车站，一毛钱一碗地零售出去。
北京知青大多数拉不开脸面，明知道能赚钱，也不好意思做小买卖。姐姐、治国可没有这个偏见，他们认为，靠自己劳动赚钱，就应该理直气壮，一点儿也不丢人。就是熟人吃了他的东西，治国也敢要钱——有人以为是治国白送的，吃完了刚想走，治国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拦住，该多少钱要多少钱，不管人家什么眼神。我劝他，还不如不给人家吃。他说：“我得让他们明白，买卖归买卖，交情归交情，想占人便宜就没好结果。”
治国真得算是个“把家虎”，东西不白送不说，自已在外边转悠一天也舍不得吃一口，就是掉在竹篮底下的零星果子，他也得重新穿起来，哪怕减价卖，也得卖掉。回家就把钱如数交给姐姐，自己舍不得花。
尽管这样忙碌，做小买卖的收入还是有限。当我答应带他去照相，自然高兴万分，马上购置了相机，催着我和他上路。
和他一起出去有利也有弊。好处是，个别想耍赖不给钱的一见他瞪起了眼，立刻打消了耍赖的念头。坏处是，小孩儿见了他好哭，往往丢了生意；而且不好找落脚点——住知青点儿还好说，如果借住在农民家，能看出来人家非常勉强。所以，不如我和弟弟效率那么高。
我们家过得有模有样加上治国勇武有力，对别的知青多少也能带来一点儿帮助。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邻村嫁给社员的一个北京知青，突然跑到我家，哭着说她丈夫打她，请求我们帮助。对于这种家务事，我们真是不知如何处理才好，大家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。
约莫一个小时以后，她丈夫在几处找不到她，料定躲在了我家，就上门来问。我本来打算和他好好谈谈，不料治国拦住了我，大声喊：“她不在这儿！快滚吧，你！”
那人一听这口气，更相信她就在屋里，在大门外就说开了软话，表示再也不打老婆了。治国知道我长了一脸“磨不开”的肉，禁不住人家三句好话，示意我不要答茬，凶狠地对那人说：“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！以后你再打老婆小心你的狗腿！”
那人乖乖地走了。当晚，姐姐陪那女生住在我们的小马架，我们男的到别人家去找宿。第二天一早，女生惦念孩子，紧忙回家了。
我们是年初买的马架，当年夏天，父亲的老朋友——营口的戴叔叔，来信委托我们设法安置他的大儿子——理铂。这个忙一定得帮。
戴叔叔是个很有才华的工程师，原来也在北京工作。1957年被打成右派，送去“劳动教养”，与父亲成了难友。幸亏戴婶放弃了北京户门，回到营口老家，几年以后，戴叔叔才有幸和家人团聚。营口不是很大的城市，有很深学问的工程师不多，所以他还能找到一份技术工作，四五年前，他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，给父亲也在营口找了个工作。还没干上三个月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就去营口把父亲“提拿”回北京，这举动足以把营口也捅炸了窝。戴叔叔从此的日子再也不好过了，三天两头被揪去游街、挨批斗。
戴叔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，受不了这么折腾。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想出了一个主意——身边总带着一小瓶鸡血，只要听到外断有动静，估计揪人的又来了，急忙含上一口，等“革命群众”一进屋，马上装做吐血的样。来人一是怕有传染，二是不愿让病人死在自己手上，往往能饶他一次，靠这办法，总算熬过了风头。但是不久以后又赶上了“下放”，戴叔叔一家被撵到辽宁海城附近一个穷村子，成了农民。理铂高中毕业，自然也是这村的农民，与其都是当农民，不如到好点儿的地方去当，这时戴叔叔想起了我们。
接到戴叔叔的信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欢迎，没几天理铂就背着行李到了。
理铂的年龄介于我和弟弟之间。以前父亲和弟弟去营口都和他见过面，只有我和他是初次相识。虽然是刚见面，因为他聪明、随和、懂礼貌，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们以后外出照相正好分成两伙——我带着治国，弟弟带着理铂。
23．放排去
1973年夏天，理铂到诺敏河才一两个月，我们结识了一位姓陆的盲流。
我们的小马架接待盲流不止一次，来村里耍手艺的没地方落脚、天晚了赶不回去的，只要是本分的人，我们都热情招待，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。父亲很能理解我们的心——我们在外边流浪都是投奔到素不相识的人家，受到过许多热情、无私的帮助，也深知出门在外的难处和得到一点儿帮助时的喜悦心情。
这位“老”陆不是手艺人，他是来村里打短工的。
我们村不算穷，除了冬天，不断有人雇着短工——春天楼“大耙”（用二三十根钢丝齿的大耙子把草甸子的碎草楼在一起当柴烧），夏天脱坏盖房，秋天打羊草和柴草。
老陆并不老，顶多比我大七八岁。看他身体单薄、知识丰富的样子，就知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后来聊起来才知道，他是长春市人，因为伯父是个不小的官，还派他去驻广州办事处工作过。文革一开始，他伯父下了台，他也跟着倒了霉，下放到了农村。
我们相识是在村头队部门前，公社来的干部碰巧看见了他，正训斥道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再不赶快回原籍去，还得把你抓起来！”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陪着笑脸。
等公社干部走了，我们好奇地问他。原来不久前他和许多盲流被公社收容审查，罚他们干了一个多月的义务劳动。因为的是给家属宿舍抹墙，所以干部们都认识他。前几天刚把他遣送走，没等到原籍，他又返回来了。
出于同情，我们把他带回家。一聊起来发现，他上知天文、下懂地理、讲起放事不亚于评书演员。他干过许多工作，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放木排。
在我们村往北三百多里，是远近闻名的“小儿沟”。据说那里还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，盛产落叶松和各种硬杂木。正是因为交通不便，山里的木材运不出来，才没有把原始森林破坏掉，每年的开采量不大。
木材往外运的惟一通道，是靠流经小儿沟的诺敏河。把山上采伐好的木材两头凿出孔，穿成木排，顺着河漂流到下游，这就是“放排”。
木材一直是紧俏的物资，农民盖房想买一些还要申请“指标”，价钱也不低。但是放下来的木排必须卖给旗物资局，物资局的收购价并不高，放排的所得不是很多。可是，诺敏河汇入嫩江以后，沿江有许多高价收购木材的人，可以把木材卖给他们，所以放排的额外收入非常高。不过必须给物资局剩些，否则来年再去申请采伐，就不会批准了。
从上游到下游，设立了许多关卡，每经过一处都要清点数量，在采伐证上盖章，按说没有空子可钻，可是莫旗的人多数嗜酒如命，给关卡的人几瓶烧酒，他就会在采伐证上写上，若干木排撞散，实剩多少。
放排是个极其危险的工作。有的河道水流湍急，一旦木排撞在岩石，散落的木材和后边冲过来的木排就会把人挤死，据说有三个知青放排就遇到了这种情况，当时撞死了一个；一个爬上了河中的孤岛，冻饿而死；另一个游到岸边，走进了原始森林，找不到出路和食物，上吊而死。不仅危险，而且苦、累，但是可观的收入还是吸引了大批的人愿意去冒险。
老陆是个很能说的人，他能把原本很艰苦的工作描绘得妙趣横生。治国一听说放排，兴趣比我们仨都高，他最向往的就是生活在深山老林、住帐篷、过原始蛮荒的自由生活，也整天围着老陆打听这打听那。老陆有说不完的趣闻，直到把我有们四个说得恨不得马上就去小儿沟。
几天以后，我们在大队、公社开好了介绍信，我和理铂就去旗物资局办采伐证。
虽然物资局希望多采伐木材，但是并不轻易批准放排。因为只要批推一伙人去，就要给几百块钱的贷款、每人三尺半的劳动布（做裤子用），如果中途出了意外或变故，这笔钱很难收回。为了能办成手续，我特意带去了一铁筒精装的“红双喜”香烟。
这烟的来头间不简单，是托菁菁的舅舅从总政治部买来的，市场绝对见不到，即使有钱也买不着。烟买来，父亲舍不得抽，就准备求人办事的时候打点着用。
北京普通市民每月凭购货本供应十来盒香烟。最好的是“前门”和“牡丹”，只能买一两盒，其余要搭次烟。有外国人看着的首都尚且如此，小城市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。对农民来说，除了能买到敞开供应的最差的劣质香烟，别的什么也买不到。
有这好烟，办事确实顺利得多。50支的一筒，不一会儿去掉了一大半儿。等我临走时，两位女士进来故意问：“听说你们这儿刚才来人拿来的烟特别好抽，还有没？”
我赶紧把剩下的全交给她们，装做不在乎地说：“剩不多了，你们喜欢就都拿去。我不知道咱们东北也愿意抽这牌子的，下次再来多带来点儿好了。”
老陆不是莫旗的人，没资格申请，我只能报四个人的名字。采伐证当即就办好，又贷给我们400块钱，开了张买14尺布的证明，这400块规定了用项——买两头牛、两架勒勒车、伐木的工具，
“勒勒车”是达斡尔人常用的运输工具，汉族人也叫它“大轱辘车”或“草上飞”。顾名思义，车轱辘直径很大，起码有一米四；适合在没有路的草甸子上行走。整个车——车身、车轮、车轴，都是木头做的，只有在车毂和车轴摩擦的地方，镶了铸铁的圈和键；车轮外圆简单到只用手腕粗细的小桦树圈成，所以车子十分轻便。驾车的都用牛，没见过用马，可能马那么快的速度非把车拉散架了不行。
放排的事儿一经确定，我让弟弟代替我生产队会计的职务，又把老陆请来，让他详细讲讲工作的细节。
老陆从穿衣、吃饭说起，直到如何将木材脱手，打通各个关节，足足说了两天。我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，比如进山不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，以免刺激野兽；对人威胁最大的动物是黑熊，但是它很少伤人，万一被它追赶应该绕着树兜圈子，它追不上自然就气走了；真正厉害的是“瞎虻”（牛虻），本地瞎虻只有两三个苍蝇大，山里的一只能装满一个火柴盒，牛被它叮上会疼得拖着木材疯跑，极容易造成人和牛的伤亡；牛是采伐工作不可缺少的帮手，砍倒的木材全靠它拖到河边，人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，一定要用年轻力壮的公牛；几个月内吃不上青菜，最好的副食品是臭豆腐、酱豆腐、黄酱、大葱，务必带足……
山上的忌讳特别多——不许坐在采伐后留下的木桩上；不许说一切不吉利的话，甚至连吃饭的“饭”因为与翻船的“翻”发音近似也不能说。当地人的讲究就更多了，根据女人代表不吉利，晚上睡觉梦见了老婆第二天都要停止一天放排。
如果光是我们自已，说什么都没关系，可是如果和别的放排人在一起合伙，就要注意自已的言行，否则找不到朋友，即使不想和别人合伙，总得熟悉当地水路的人领航吧，他们也非常在意各种忌讳。
老陆通过几天和我们接触，了解我们是那种不信邪的人，你说向东，我偏要向西，非要和说不清道理的东西对着干不可，所以特意对我们嘱咐了又嘱咐，让我们一定得注意山里的忌讳。
想不到老陆有声有色的描绘，把姐姐也说得动了心，执意要和我们一起去放排。我们几个一合计，她去了起码能给我们做饭，是个作用很大的帮手，况且治国一走好几个月，留她一人住在偏僻的大院子里，治国放心不下，所以就同意了。我们的计划是，一旦木排下水了，不会游泳的治国和姐姐从旱路回家，排上有我们三个就够了。
姐姐高兴异常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，找了一个最漂完的硬皮本，在头一页写上“放排记”三个大字，字的周围画了山、水、林等花边图案，甚至写好了“前言”。她说从出发的第一天起，要记录上详细的经过，一定能写成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。
第二件事，是缝制我们五个人的裤子。物资局批给我们的布，是四个人的裤子材料，现在多去了一个人，非要让它出五条不可。姐姐自有她的办法——每条裤腿裁瘦些，再配上一个红花布被面做的裤腰，楞是多挤出了一条。我们嫌蹲不下，难看，她说，穿解松就好了，山里哪有什么人，不用在乎好看难看。
我们几个，这时候忙着到附近各村买牛，买车，到供销社买臭豆腐、酱豆腐、采伐工具。
四五天的工夫，一切都准备停当了。一天早上，天还没亮，我们五个人、两挂牛车就上路了。第一站是四十多里外的县城，牛走得慢，估计天擦黑才能到达。在县城住一宿，第二天再继续朝小儿沟的方向走。父亲、弟弟和大姐夫把我们送到村外。
一下子要离开父亲那么长时间，我们有些不太放心，一个劲儿地拜托大姐夫多操心照顾好父亲，他口气坚决地表示，一定让老爷子比我们在家的时候过得还好。父亲和他也再三地嘱咐我有们处处小心。
牛车缓慢地在公路上走了一天。车上装载的是我们的被褥、蚊帐、食品、工具。为了让牛走得快点儿，除非太累了，我们尽量不坐在车上，跟着它步行。天将黑的时候，我们走到了县城——莫旗镇。随便找了一个大车店住下，安顿好物品、车、牛。
莫旗的大车店都差不多——临街的房子住人，打通的几间屋子南北都是火炕；尽头，用木板隔开两三个单间，是女宾和肯多花钱的人住的；一进门的那个明间，南北各一个大柴灶，为的是给两排火炕烧火取暖，顺便给旅客烧热水；房后有个大院子，可以停放许多车辆，也有牲口棚和厕所；院子里有人精心地看管，只要拴好了，不用担心车上的物品丢失。
住大车店经济实惠，自己带行李还能更便宜。只是卫生条件很差——旅客在外边吃完饭回来，纷纷抽起了早烟，顷刻间房子里烟雾弥漫，接着就不断有人被呛得大声地咳嗽，劈劈啪啪往地上吐着粘痰，甩着鼻涕，在炕沿上蹭干净黏糊糊的手指。地上这么脏了，多数人上炕却不知道脱鞋，直到把行李铺好了，这才把鞋脱掉。
住大车店都是赶路的人，没有睡懒觉的必要，有的四点多钟就起床。他们一折腾，别的人也别想睡，索性也就起来，早点儿赶路。
我们在街上的小饭馆吃过饭，刚回到店里，服务员叫住了我们，说旗公安局来人通知，让我们务必带着证件到公安局去一趟。
莫旗镇是个很小的县城，没走多远就到了公安局。接待室里坐着公社派出所的警察，见到我们先是问，有没有采伐证。我们以为他们怀疑我们是乱采乱伐，连忙把证件给他看。他收起证件，口气严历地说，公社党委决定，一律不许知青上山放排，理由是避免发生危险，证件当即没收。我问他，这些天的损失怎么算，物资局的贷款怎么办？他说，这些都由公社去和生产队、物资局交涉，让我们少受损失。
我们无可奈何，失望地回旅社去。临走，他还威胁说，如果还继续往北走，旗公安局将动用司法手段强制把我们押送回公社。看他那种不友善的态度，不像是关心我们的安全，更关心的是我们正往荒无人烟的北方走。
24．开办电焊条厂
为了放排，耽误了许多出外挣钱的时间，既然“排”放不成了，还得抓紧时间去照相，以便能按时给菁菁寄去生活费。
随着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勤，农村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紧张，对一切挣钱的活动都要尽量限制，认为那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。我们照相也常常受到妨碍，好心的人就会劝我们：“别在这儿照啦，下乡的工作组在村儿里住着呢。”
在农村生活，平常很少花钱，粮、菜、油、蛋都是自已产或换来的，如果还有别的需要，还可以向生产队预支。所以平时即使不挣钱也能生活得不错。城里人就不同了，用什么都要花钱买，没钱寸步难行。我还是决定把菁菁娘儿俩接来。
1974年春天，我回到北京，把接她们的意思对菁菁说了。
一年多了，没有任何代表政府的部门对她们表示过关心，菁菁想在北京落户的愿望看不到一点儿曙光。她很能理解我的难处——让一个农民养活两个城里人简直就是奇迹！能坚持一年多，已经够难为我的了。所以她愿意跟我走，只是说服不了亲戚们。
我给她出主意说，假如她们和老太太感情这么深，让她们和她一起生活，我们每月付30块钱生活费，这个方案一提出来，果然再没有人挽留岳母了，只是来哭着道别，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似的。
这一年多，岳母的身体不见多大好转——只能说简单的单字，拄着拐杖站立。旅途我必须背着她，所以不能带很多行李。火车并不是直达，中途要在齐齐哈尔转车。我们必须得算计好车与车的衔接，争取不出站台，用最短的时间到达终点，否则解手就是个大问题——最快也要在车上坐40小时。
几个月前，我们在小马架的后身，又盖了一间宽敞的平房。这样，菁菁她们来就有地方住了。
房子几乎全是靠我和弟弟、理铂盖起来的。除了房顶的几根檩子和窗的木料是花钱买的，基本就没再花什么钱。
北大荒盖房不爱用砖和土坏，最爱用“垡子”，认为它保温性好，又不怕洪水泡。
垡子是用垡锹在草甸了上挖来的，在没开垦过的低洼处，多年的草根已经连成厚厚的一层，用垡锹把草根切断，切成长方形的一块，起出来就是盖房用的“砖”。这是非常累的活，全是弟弟利用生产队活不忙的时候抽空一点点儿挖出来的。
理铂是个手艺很高的瓦匠，我是木匠，所以我们不用求人：屋顶没有用草，理铂的经验是黄土加盐就可以防雨，这样又省了不少钱，只是需要每年再抹一遍。
岳母在诺敏河过得很好。院子里都是土地，她可以放心大胆地练习走路，加上吃的都是新鲜的粗粮，有充足的日照，没多久，她就能走很远的路了，大小便也能自己解决。
夏天，母亲熬到了退休——终于不用到工厂天天打打卫生，接受批判了。她也来到我们这里，住了几个月。天气刚转凉，她的气管炎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，只好回北京了。其实，母亲很喜欢在我们这儿住，原因很简单——她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受到尊敬——简直与北京的处境有了天壤之别。
封建落后的地方，几乎没有老太太参加工作，有文化的就更少。所以母亲在本地一出现，着实让当地人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她当过多大的官，敬意自然而然就产生了，从我第一天到拉哈尔儿车站接她就发现了。
因为火车是晚上到达，当天摆渡已下班，无法过江回家，必须在拉哈儿镇住一宿。用马车来接，还得安排车、马住店，不如我先安排母亲住下，第二天治国和弟弟再赶车来接。
在旅店登记的时候，服务员小姐见来了这么个气质不凡的老太太，一个个都惊呆了，连证件都忘了向我们要。一会儿送干净被褥，一会儿送热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殷勤的服务。后来遇见了公社干部，他们也对老太太尊敬有加。
要论文化，母亲比父亲又差远了，父亲可没享受过这种殊荣。这也很好理解——父亲太不修边幅；况且有文化的男人太多，因为文化成了倒霉蛋儿的更多——还是“物以稀为贵”的规律在起作用。
一个朋友告诉我，虽说眼下什么物资都缺，电焊条更缺。许多工厂因为买不着电焊条影响了生产。
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的父亲，是做电焊条的，有时我去他家串门，常见他父亲摆弄瓶瓶罐罐做实验，据说是北京电焊条厂的技术权威，让我羡慕不已。真希望自己也能干到这种地步，能有这种在家就可以钻研的工作。
好的环境与机遇，必须靠自己去创造。对我来说尤其如此。
我又想起母亲的口头禅：“有枣没枣，先打一杆子。”我为什么不试？做不成，顶多白搭工夫；做成了，会带来巨大的好处，应该做，而且说做就做！
我利用前一次回北京的机会，去图书馆找资料，去电焊条厂买原料，去手工生产的厂家参观。然后我又做了一些样件，请附近工厂的焊工师傅评价，一次次地改进。到临回东北的时候，已经能做出不错的样品了。
到了诺敏河，找不到电焊机，我们就利用水缸里加盐水的办法，做了一个“土电焊机”，照样试验焊条，给大家焊农具。焊得我和弟弟脸上都脱了皮。
有一次生产队去公社机修厂修机器，遇到电焊的活，焊工强调没焊条干不了。我给了他几根，他使得很满意，直问我从哪儿买来的。我说是自已做的。他露出嘲笑的口气说：“你会做电焊条？你要有这本事就不用呆在生产队了，早有多少厂子请你去了，还不得发财！”
我没理会他信与不信，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：何不利用这项技术，寻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？甚至自己办一家工厂！
回家对父亲一说，他十分高兴，鼓励我说：“人就应该有高一些的理想。”——家长总是高看自己的孩子，他相信我什么事都能做成。
想办工厂是我早就有的愿望了。以前也对母亲说过，她总是感慨万分地说：“我们都是从开工厂过来的人了，现在再让我们开工厂，决不会有人开了——都寒了心。如果有一天，给了你这样的机会，你一定得有个思想推备，到时候会让你生一肚子气。但是我还是不反对你去开工厂，因为这是正道。即使失败了，你也能长本事，也没白过这一辈子。”
甘河是鄂伦春自治旗最大的城镇，有三万居民和两万流动人口，全镇一半儿以上的人是林业局的职工和家属，第二多的是铁路职工和家属，少量的是服务行业和政府部门的职工和家属。由于甘河林业局设在这里，它比旗政府所在地的阿里河镇还大些。我选择在这里，是因为有个朋友在镇公安局工作，能够帮我引荐到合适的单位。
联系得差不多了，我带着菁菁娘儿俩在甘河落了户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终于在镇里办成了电焊条厂。
铁路系统为了安置他们的家属，给了我们投资，我买了不少原料。
当时最紧张的焊条铁芯，想不到轻易地解决了——林业局每年报废的焊条有好几吨，为了买我们的焊条，情愿把废焊条无偿送给我们。废焊条的药皮经过粉碎，又可以代替一部分原料，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。
旗工业局听说我们办起了工厂，派人来视察。我当着来人的面，即做了两根焊条，还让他们在上面做了记号。
第二天，我拿着刚做好的焊条，随来人去工业局汇报工作情况，让他们找焊工当场做试验。一根焊条还没用完，局长就高兴地说：“不用试了，我听声音就知道这焊条好使。小遇，我支持你们，需要钱、物资尽管说话，局里绝对支持！”到我们厂去的两个人，见局长都这么高兴，又添枝加叶地说了我们不少好话。
没过几天，就给我们送来了计划物资申请表。除了铁芯，其他材料都好买，我只申请了钢材。
别看全国钢材都非常紧缺，鄂伦春旗的物资局倒有的是。原因是我们这里太落后，全旗几乎没有生产产品的工厂，我们虽然小，可能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家。现有的几家工厂，只能干些修理的活。尽管对物资需要量少，可是它也要享受县一级的待遇，因此我们能沾上光。况且我们还生产的是紧俏商品。
我把理铂叫来当助手，又招来几个工人，一个作坊式的小工厂就正式开工了。我对这个厂充满了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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